1926年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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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中医案"

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所谓"改革"。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医史学专家梁峻介绍：当时，西学东渐，西医向中医的挑战日渐严重，中、西医药界之间的论战日趋激烈，但这种论战仅属争鸣。

然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褚民谊(留洋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其后台--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借此大做文章，鼓吹全盘西化。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把中医等同于巫术，必欲清除而后快。

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的四点理由主要是：

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

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

3.中医不能预防疫疬；

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宣称，该提案的目的是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留洋派占主流的国民政府领导班子，对"取消中医"更是大力支持。于是，一场关于"取消中医"的闹剧就这样上演了。

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在褚民谊的授意及主持下，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极其荒唐地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不发达归咎于中医。

提案称："旧医(对中医的贬称)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不能进展。"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5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此案一出，人们群情激愤，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可见废除中医是何等的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等政府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国民政府的口头表态并没有付诸实施，反对中医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在诊病时，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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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存仁先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代国医。在他这一代结束后，中医就失去了“国医”的资格，只能称为中医。陈存仁是丁甘仁先生的弟子。丁甘仁是江苏孟河人。了解中医史的人都知道，孟河是清代名医辈出的地方。马良伯、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和丁甘仁，都能够融合经方与时方，在中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不过，在陈存仁学医的时候，西医开始逐渐取代中医，中医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自余云岫的《灵素商兑》发表后，很多维新人士都不承认中医是“国医”了，而将中医称为“旧医”。中医的地位从此每况愈下，很多学中医的人都产生了自卑感。1929年，章次公与苏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时，已经将“发皇古义，融合新知”作为校训，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了。

　　随着中医一起衰败的，还有国学。到了1930年代，国学的日子已很不好过了。章太炎在苏州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已经不复当年之盛。一代国学大师要靠卖字来求活。据陈存仁说，他师从章太炎学习国文时，经常看见师母汤国梨因为付不起房租，潸然泪下。一次他陪章太炎去杭州，有人送了一份贽敬，章太炎正要拒绝，汤夫人却急忙让陈存仁抢先收下，回到房间一看，见是二百元银洋，“不禁展颜而笑”，平时的窘况可想而知。

　　陈存仁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正式行医不久，就经历了“废止中医”事件。废止中医是国民政府的一项新政。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汪精卫就在汉口发表讲演，提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废止汉医。废止中医的动向，已经出现了端倪。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讨论了四项“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一项逐步取消中医的提案———《规定旧医登记原则》。规定对从业的旧医实行登记，凡经过登记的旧医，除年龄50岁以上、行医20年以上者外，由卫生部统一施行补充教育。补充教育的限期只有五年，民国22年终止。凡教育合格者，发给从业执照。

　　这项议案虽然没有取缔中医，但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消息传出以后，社会舆论哗然，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政府措置不当。但是中医界反而无动于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经过社会各界的一再敦促和陈存仁、张赞臣的积极活动，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以上海市中医协会的名义，发出“代邮快电”，邀请各省代表来上海召开抗议大会，推翻卫生部的决议案。

　　“代邮快电”发出以后，各省纷纷响应。3月17日，17省的近四百名中医界代表云集上海，在上海总商会大厅召开大会，由上海中药界代表张梅庵带头呼喊口号，反对政府取缔中医中药。最后决定推举五名代表组成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经过各省代表的推选，上海名医谢利恒被推选为请愿团团长，陈存仁为总干事。

　　后面的请愿活动，一切都很顺利。请愿团到了南京后，首先会见了国民党各位元老。行政院长谭延闿明确表示，“中医非但不能废止，还要加以提倡”。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监察院长于右任也向请愿代表保证，“关于废止中医一案，只是西医的一厢情愿，政府不会主持这件事”。3月27日下午，蒋介石正式召见了请愿代表，表明政府不会废止中医。几天以后，国民政府发表了蒋介石的批谕，废止中医一案以“违背总理遗训”被正式撤销。

　　经过这次抗议活动，中医的处境得到了改善。1930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制定了“国医条例”，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中医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卫生部也根据“国医条例”做出行政上的调整，在卫生部附设了中医委员会。陈存仁和谢利恒都被卫生部聘为中医顾问。中医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加快发展的速度。仅以陈存仁而言，他除了大量搜集、整理中医典籍，主编出版了《中国药学大辞典》和《皇汉医学丛书》之外，还创办了国医研究所，担任中国医学院的常务董事。在“一·二八”事变之前，中国医学院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医事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但是，这些法律和事业上的保障，都没有改变中医的命运。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再次通过西医牛惠生、颜庆福二人，向立法院提交了废止中医的提案。他对制定“国医条例”尤为不满，在中政会上一再提出反对，认为“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计，亦有关国际体面，今若授国医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抗战胜利后，人民百废待举，中医界却再次面临厄运。194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政令，要求各地中医院校一律停办，禁止中医收徒，停发从业执照。上海最著名的三所中医院校，都被上海市教育局明令取缔。中医被最终取缔的命运，几乎无法改变了，上海中医界普遍感到“心灰意冷，生机断绝”。陈存仁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离开上海前去香港。

　　80多年前，中医经抗争得以保留生存权。但是中医能否振废启衰，仍是让人怀疑的问题。早在废止中医案被提出之前，章太炎在给恽铁樵的信中说：“（中医）欲与西医较胜负，则言论不足以决之，莫若会聚当世医案。有西医所不能治，而中医治之得愈者，详其证状，疏其方药，录为一编，则事实不可诬矣！”

　　然而时过境迁，已经80多年了，中医提出了多少这样的医案呢？记得十年前去一家大医院看病，在偏僻处看到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疑难杂症中医科”，这是明白地告诉患者，如果得了疑难杂症，西医实在无法可医，无药可救了，也不妨去中医科看看。中医未来的命运如何，仍有待时间给出回答，当然，恐怕也要看医界人士如何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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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悲剧啊！